事实上，早在洋务教育初创并臻于鼎盛的时候，就已播下了最终要导致其失败的种种恶因，甲午战争的惨败只是加速了这一颓败的过程。首先，洋务教育的目的，与其说是求谋自强之道，毋庸说是为了延长腐朽的满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洋务派，还是以倭仁等人为首的顽固派，认识都是一致的。其次，洋务派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较顽固派的主张有很大的进步，也不失为折衷中西文化冲突的一项策略。但在这一前提下，任何教育变革都不得触动封建的纲常礼教，不得触动封建国家的政体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正因为如此，洋务教育进行了几十年，都没有提出任何有关国家教育体制的宏远规划和建设。洋务派幻想在丝毫不触动封建教育旧体制的前提下仅作最小限度的改良，便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结果必然只能是到处碰壁，难免失败的命运。再次，洋务教育本身也存留着种种的劣根性，这是腐朽的满清政治制度及其弊病在洋务教育内部的必然反映。以同文馆为例，清廷虽对其寄以重望，并不惜重金维持学务，但其内部管理却十分混乱，种种腐败的现象，与旧式官学并无二样。年，监察御史陈锦在一篇奏文中揭出同文馆内部的四大弊病：考课不真，学生与副教习联络声气，试则前茅，食则全俸，叩以算学则茫然不知。铨补不公，保举一节，尤多蒙保、混保之弊。奖赏不实，学生本多寒峻，提调赳扣学生应得奖赏，中饱私囊，吮众人之膏血，肥自己之身家。馆规不严，提调晚餐醉饱，食足洋烟，概不过问馆内大小事务；苏拉效尤，作乐唱戏，喧哗达旦；学生酗酒赌博、荡检逾闲。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此外，中国长期闭关自守，开埠以来风气稍开，但大多数官绅仍满足于自守，眼光短浅，兴办洋务教育的初衷，原不在拓展国力，走向世界，而是为了御敌自守的实用目的，故洋务教育的规模狭小，拘束小器，素无泱泱大国风范。相当一批工艺技术学堂，只是为了训练所在地区或所属企业急需的技工，任务一告完成，学堂便自行停办，可谓是浅尝辄止、如同应时一般。即使没有甲午战争这样的重大考验，洋务教育自己也会迅速衰落下去的。当然，洋务教育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尽管它是在内忧外患的强大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的教育措施，但毕竟是迈出了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并且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化人材。

改良教育

改良主义的教育活动大体发端于世纪年代末，甲午战争后声势渐大，百日维新时臻于鼎盛，此后屡遭清廷的迫害而销迹于海外。改良主义教育是晚清教育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洋务教育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变革运动。

改良派对旧教育的剖析与批判

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人士，在讨论教育问题的时候，采取了比洋务派更为激进的态度。他们主张对中国传统教育进行更为彻底的改造，并对旧的教育制度及其观念，进行了认真的剖析与批评。

首先，改革科举制，废除八股文。科举制度及其八股取士的方式，存在的诸多弊症，早为中国历朝贤达所指摘。洋务派对此虽有感受，但在洋务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却始终采取了谨慎回避的态度，甚至一度攀附求荣，幻想借科甲正途名分为同文馆正名。维新派人士则视科举八股为推进教育变革的根本障碍，主张彻底改造，直至废除。早在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考试》中，就指出：八股制艺将中国士人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科举特科保荐，又惟亲是举、敷衍塞责，致使有志之士湮没不彰，这是导致中国人才缺乏的根本原因。他主张参照泰西取士之法，对科举进行全面的改革，以此来带动全国性的教育变革。年月，康有为等人在《公车上书》中又备述科举的流弊，主张改革文、武科目，遍设艺学书院，系统设立西方自然科学课程。以学校内部的考试升贡取代科举入仕之途；康氏视此为振兴教育、富国自强的根本之策。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又多次上奏，称“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人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而改科举，“则莫先于废弃八股”。他指责八股取士不仅败坏了士学风气，而且将中国数百万有用的人才与精力“举而投之枯困搭截文法之中”，“徒令其不识不知，无才无用，盲聋老死，是比白起之坑长平赵卒四十万尚十倍之。其立法之谬异，流弊之奇骇，诚古今所未闻”。康氏认为：八股制艺实为导致中国割地败兵的根本原因，中国今日欲图广开学校，变法自强，废除八股犹如追亡救火之急。在《请开学校折》中，康有为再次向光绪皇帝陈述：维新更化以广开学校为最要，而废除八股又为广开学校之首务。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则称八股制艺的产生，是为了强化极权统治和愚民政策的需要。他说：“秦始皇之燔诗书，明太祖之设制艺，遥遥两心，千载同揆，皆所以愚黔首，重君权，驭一统之天下”。他认为：中国士儒的迂腐保守、孤陋寡闻，正是实施八股制艺的必然后果。在中国面临强虏入侵，被迫开放而面对世界的情况下，欲图富强，首先必须开智破愚，广开民智则首先必须广开学校，而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又“惟变科举为第一义”。科举不改，则中国受病之根不除。为此，他提出了“合科举于学校”的建议，主张“远法三代，近采泰西”，在京师和州县地方，遍设各级学校，为学校内部的升级考试赋予诸生、举人、进士、庶吉士等名分，进而举官论职。梁氏认为：经过这样的变革，“凡自明以来，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积弊，一旦廓清而辞辟之，则天下之士，靡然向风，八年之后，人才盈廷矣”。

在对待科举八股制艺方面比康梁更为激进的，是著名的翻译家、思想家严复。严复早年肄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又留学于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对西方文化及其教育有较全面的了解，因而在分析科举八股取士的弊病时，视野更为博远，见解更为尖锐。在年发表的《救亡决论》一文中，他大声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同时指出变法“莫亟于废八股”，八股不废，则中国变法图强的万般良策均无从谈起。严复列举八股祸国误民的三大害：一为锢智慧，二为坏心术，三为滋游手。他称八股之学，“先生教之以擒挽之死法，弟子资之于剽窃以成章”，自命通儒，谬妄糊涂；八股考试，关节顶替，倩枪联号，行弊作伪，尤丧廉耻；苟利一身，凡剿窃诡随之事无所不为，遑恤民生国计？故今日科举之事，其害不止于锢智慧，坏心术，其势自使国宪王章，渐同粪土”。严复比较中国与西方之差异，认为中国将文字一门专属于士，西方则士民工商及妇女走卒之伦，无不识字识书；西方农工商贾皆能开天地自然之利，自养之处，有以养人，独士枵然，开口待哺，故士为民蠹，惟其蠹民，故西方选士务精忌广；中国科举取士，则正恩累举，械朴丛生，中国犹一大豕，群虱总总。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害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志，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八股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全然无益。严复提出：只有“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才是惟一的救亡之道。康有为旧照久的伦理教育观念也遇到了严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