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典和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及趣味本来有一定差距，如果再板起面孔、高高在上，只会让现代读者望而生畏。当然，经典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味将它鸡汤化、庸俗化、功利化，也会让它变味。最好的办法就是，既忠实于经典的原汁原味，又方便读者读懂经典，易于接受。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国学经典丛书》首先是以原典为主，尊重原典，呈现原典。同时又照顾现实需要，为现代读者阅读经典扫除障碍，对经典作必要的字词义的疏通。这些必要精到的疏通，给了现代读者一把打开经典大门的钥匙，开启了现代读者与古圣先贤神交的窗口。

放眼当下出版界，传统文化出版物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诸多出版商打着传承古典文化的旗号，曲解经典，对现代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认知传承经典起了误导作用。有鉴于此，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国学经典丛书》特别注重版本的选取。这套丛书30个品种当中，大多数择取了当前国内已经出版过的优秀版本，是请相关领域的名家、专业人士重新梳理的。这些版本在尊重原典的前提下同时兼顾其普及性，希望读者能有一次轻松愉悦的古典之旅。

种种原因，这套丛书必然会有缺点和疏漏，祈望方家指正。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守仁”这个名字取自《论语·卫灵公》：“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因曾筑室故乡阳明洞中，自号阳明山人，故世人皆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阳明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一生历经坎坷，在困顿中幡然觉悟，在非议中毅然前行，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治武功兼备的儒家知识分子，其一生正好证成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综观其一生，他的思想伴随着官宦生涯，历经数次变化，后来黄宗羲曾评论说，王阳明的学问经过三次大的变化才进入圣人之学的门庭。

王阳明出生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其远祖乃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父亲王华，字德辉，是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良好的家庭教育对王阳明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他幼年即才思敏捷，十余岁能诗。青年时期，他一度沉浸于诗词文学，颇富才气，后来进士及第，与当时的诗词名家李梦阳、何景明等竞相驰骋文坛。同时他也十分关心国家边境安危，精究兵法，“每遇宾饮，聚果核，列阵势为戏”，这为他后来的军事功绩奠定了基础。弘历二年（1489），王阳明18岁，拜访了明初醇儒吴与弼的高徒娄谅，谈及格物之学，以为“圣人必可学而至”，开始全面阅读朱熹的书籍，思考格物的意思，并且亲身实践，格庭前竹子，最终思劳成疾。格竹子的失败，促使他对朱熹格物的学说产生怀疑，认为圣人难做，并进而徘徊于佛老，加上身患沉疴，更加促成他悦慕仙家修炼之术。

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28岁，举南宫第二人，赐进士及第，任职工部。中进士后，王阳明并没有十分顺畅，至少思想上几曾纠结，错综复杂。弘治十四年（1501），他曾游历九华山，访仙问道。次年，他回到家乡，筑室阳明洞，行导引术，与道士王思舆交往密切，这时期他还有“离家远遁”的念头，只是考虑祖母及父亲还在世，最终没有实行。同时应指出的是，从拜访娄谅到初涉政坛的十多年里，尽管遭遇格物失败，王阳明并没有完全放弃儒家的圣人之学，他仍然读儒家圣贤经典，并先后参加了乡试和会试，最终考中进士。为官后，弘治十七年（1504），他又曾应山东巡按监察御史的请求，主持了山东乡试。从这次乡试的出题可以看出王阳明强烈的经世志向，他极力宣扬儒家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并且在官方推崇程朱理学的背景之下，他也体现出对这一正统理学的维护，大肆鼓吹辟佛老。综合这些，我们不难看出王阳明这一时期思想上的复杂性。

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抗疏救忠良，得罪阉党刘瑾，遭廷杖下狱，随后谪守贵州龙场，这一件事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37岁，这一年的三月到达龙场驿。在龙场的三年（1508—1510），他动心忍性，深刻体悟到《大学》所讲“格物致知”的真实含义，终于明白“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事物物者误矣”，这就是有名的“龙场悟道”。随后，王阳明讲学贵阳书院，开始谈论知行合一。正德五年（1510），王阳明的仕途日渐顺畅起来，先后升江西庐陵知县，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40岁调任验封司主事，41岁再升考功司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这一时期，王阳明的门人也日益增多，正德九年（1514），他正式开始以“致良知”行教。

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45岁，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受兵部尚书王琼的举荐，他升都察院左佥都御使，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功阶段。正德十二年（1517），王阳明到江西，采取多种方法，或招抚或镇压，同时增设行政区域，先后平定了漳州、横水、桶冈等地流寇与民变。次年又平定了大帽、浰头等处。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正准备平叛福建时，听说宁王朱宸濠造反，于是起义师勤王，同时上疏朝廷告变。从六月中旬到七月底，短短一个多月时间，王阳明出兵扑灭了朱宸濠的造反，生擒了朱宸濠，江西平定。这次事件充分展示了王阳明的军事才能，然而也就是这次立功，得罪了明武宗身边的佞臣张忠、许泰，被他们诬蔑为宁王的同党，这就是《传习录》中所说的“张许之变”。

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50岁，升南京兵部尚书，十二月，朝廷封之为新建伯。从此王阳明开始了他晚年传道讲学的盛期。在这一时期，读书人从四面八方投到王阳明的门下，心学思想进一步流行。

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56岁，历经多年奔波，此时的他已经垂垂老矣，身体日渐虚弱，然而内心坚强的信念促使着他仍不放弃青年时期的强烈济世愿望。这一年的五月，受朝廷的调遣，他临危受命，总督两广、江西、湖广军务，开始征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叛乱，从而又开始了事功的另一个高峰期。第二年二月，他率兵先平定了思、田，七月又平定了长期作乱的八寨、断藤峡。然而他早年就有咳嗽怕热的毛病，遇到南方天气炎热，肺病更加严重，在这次胜利后的班师途中，王阳明因肺疾加重，终于不支，十一月逝世于青龙浦，终年57岁。

王阳明逝世之后，由于生前遭到朝廷佞臣的嫉恨，所以“爵荫赠谥诸典皆不行”，并且他倡导的致良知之学还被斥之为伪学，遭到朝廷的禁止。然而当时的心学思潮已经风靡天下，王阳明的门人中不少已经是朝廷和地方的重要官员，门人对朝廷此举十分愤慨，继而不断地掀起为师讨回公道的上疏。如詹事黄绾的上疏，详细地陈说了王阳明“功之大有四，学之大有三”，较为完整地概括了王阳明在学术与事功领域的重要贡献，然最终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同。直到隆庆元年（1567），以大学士徐阶为首的王门子弟向刚即位的明穆宗上书，才正式追赠王阳明为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1584），王阳明与陈献章、胡居仁一道从祀于孔庙，加上隆庆五年（1571）从祀的薛瑄，整个明朝，只有这四个人。王阳明的学术与功业终于获得官方的正式认定。

王阳明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其学术思想。如果说他的事功直接影响到当时政局的话，那么他的心学思想则直接成为明朝一百多年的学术主流，随后影响了国人几百年的学术思想，并且还扩散到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时至今日，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学界对阳明心学的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仅通过几个重要命题简要地介绍一下王阳明的心学思想。

一、心即理

“心即理”是王阳明谪守龙场时提出来的，或者说“龙场悟道”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心即理”。王阳明早年曾遍读朱熹的著作，对朱熹的格物之说产生过浓厚兴趣，然而当他亲身实践这套格物学说后，发现行不通，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刺激着他对格物之说产生怀疑。既然在外物上去格物穷理的路走不通，那么还能怎么去获得天理呢？对于先儒学说的种种怀疑直接促成了王阳明的思考，而这些正好积累至龙场，在那个困顿、穷厄、迷茫的境况下，他最终领悟到，圣人处此情境，还要向哪里去探求一个道？原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年谱一》）至此，王阳明终于体会《大学》格物之说，并非向外物上去探求一个天理，此心即天理，天理不外乎人心，作圣之功只在自家本心上去探求。

王阳明的“心即理”学说解决了外在的天理并不能真正约束人的道德行为问题，缓解了普遍性与个体性之间的紧张。在程朱理学看来，天理作为普遍的道德规范，外在地规范着现实经验中人的道德行为，但是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真正做出道德决定的往往是具体的生存个体，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体的意识，那么如何保证外在的道德规范能真正地促成个体的道德自觉从而做出正确的抉择呢？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西方文化中那种浓厚的宗教色彩，外在超越的权威（如上帝）或普遍的道德律令很难在现实的道德秩序维护中发挥作用。程朱理学中的这种内外紧张不仅有可能造成一些虚伪的道学先生形象，即空谈存天理去人欲，而现实道德生活中却往往背道而驰，同时也使王阳明这种有志于道的人遭遇格物的困境。此外，外在的道德原则无论如何都对个体的自由选择形成了一种压力，很难将道德行为看成是个体自由的、符合本性的选择结果。王阳明提出心即理，主张此心即是天理所在，本身纯善不恶，从而将普遍的道德原则纳入主体之内，个体能够依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做出道德抉择，这不仅体现了强烈的主体性原则，同时也满足了主体的自我成就感，正好印证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古训。